離 TWIGF 2019 舉辦的日子有點時間了，而且多數時間在準備 APrIGF 2019 和參與網路治理的線上課程，加上兩年下來已經有自己偏好的議題，有些議題在台灣有技術性質的場次討論，但技術專家也較少參與討論性質偏重的網路治理論壇，所以今年沒有在 TWIGF 提案，但參與了兩個議程，當然也在其他的議程有發言，不過也沒有太多想法。
今年參與的兩個議程：
- How to make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work: case study on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ICT Ecosystem Framework
- 女性在ICT領域的就業機會和未來 (TechGirls)
How to make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work: case study on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ICT Ecosystem Framework
這是 ISOC APAC (Internet Society, Asia Pacific) 在 TWIGF 的提案。由 ISOC 的 Noelle Francesca de Guzman主持。在這個議程裡，先由菲律賓 ICT 部門的Benjz Sevilla和我們分享菲律賓政府部門如何與網路社群 ISOC 合作發展國家層級的 ICT 生態框架 (National ICT Ecosystem Framework，簡稱 NICTEF )的過程、政府部門如何與網路社群合作。
NICTEF 分為四個階段，從初步活動、焦點團體討論、區域諮詢到公開的線上調查，執行時間約一年，並把這個生態框架定義為可以依實際需求更新的政策，而不是一份僵化的文件。
對台灣來說，很多參與者還是會在「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 (Multistakholder Model，簡稱 MS Model)」裡抱持著不少疑問。主要原因在於這個模式從網路治理這個領域出來，以網際網路生態體系中的利害關係人為主，是參與討論的人必須要足夠了解議題，所以「多方利害關係人」並不是「利害關係人」也不是「所有人」。
對於台灣政府或是民間常舉辦的研討會，多是邀請該領域的產、官、學、研或是研究單位的專家，這些都還是偏重在「學者」，其二則是被交辦處理的承辦單位在平時不會接觸、理解相關議題，為了 KPI 和參與者具知名度 (代表性)、短時間內容易被連絡，則會找報章媒體的名人、社群網站裡的意見領袖，這些則多屬於「利害關係人」。
對該領域知識熟悉不代表對議題熟悉，專家學者們容易被自己的知識、生活模式、固定的生活領域所限制住，可能無法理解業界實際生態與複雜難測的運作方式。往往就會提出一些讓業界實際執行者摸不著頭緒，或是消磨業界、消費者時間的行政作業的建議或流程。
除了現場對於 MS Model 的執行或是對於在台灣實際場域裡的應用、如何定義利害關係人的疑問外，也有人提到台灣比較著名的政府部門與社群合作的案例，如報稅軟體與介面的改善、許多會議裡也會邀請業者、工會代表出席，這不也是很好的合作案例嗎？
2018年在 Vanuatu 參與 APrIGF 時，我是以稅務平台的改變過程來作為台灣電子化政府與民眾參與的範例。這個案例也是很特殊，也很具有代表性，也感謝政委同意讓我拿去現場當案例說明。在讀過NICTEF的發展過程後，我想目前台灣和菲律賓的發展模式還是稍有不同。
我們可以滿足於現在透過 JOIN 平臺提出政策改善建議，也可以滿足於透過政府提供的各種線上服務來表達意見、或是直接透過即時訊息軟體對總統、政府部會首長提出意見或是反應，偶爾還會得到回應，也可以在社群平台看到業界的各個意見領袖或代表性人物受邀出席討論會議，有些人也以在現場翻桌沾沾自喜；政府部會也透過各種服務，擷取各媒體、主流社群平台上的意見、風向，可以感受到政府部會首長們把身段放低，透過各種管道來聽取民眾的意見，但政府做這些事的主要目的是在「預防」，而不是「參與」，為了讓民眾有感而著重於「落地」，而非初期規劃至最終的完整參與。
NICTEF讓我感受到的不同處在於，它是藉由政府部門與網路社群合作擬定，協助資通訊生態體系發展的運作框架，在共同的目標 (鼓勵國家整體的 ICT 發展) 下，可能進行跨部會合作、各部會層級的相關政策討論，到人才培育的教育政策，到市場端的鼓勵消費或是採購、貿易進出口政策，而不是僅在整個政策末端的消費者運用。
台灣政府所開放民眾能參與的部份多在消費者運用端，例如 Uber、Airbnb的討論，或是僅開放相關業者、學者參與，但也僅在讓這些代表參與提供意見，最終往往因為政治因素干擾，很難真正發揮影響效果，而許多政府部會、學研單位也放不下身段至民間親自參與議題討論，或是技術專家也懶得多花心力和口水去解釋技術上的可行性，也提供有心人士在現場天花亂墜或講一些模擬兩可的言論。
當然，光和先前民眾無法發聲或是白色恐怖時期相較，這些公開參與的管道和現有的成果都是需要珍惜和多讓其他國家知道的，只是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像 NICTEF 一樣，單純由民間的社群與政府單位合作，不再透過法人單位過濾或是其他第三方單位，大概也是看台灣政府是否願意調整法律限制、心態和文化了。
女性在ICT領域的就業機會和未來 (TechGirls)
在去年有討論過這個議題，把議題橫向擴大到不僅限於「女性」而是所有弱勢族群，今年則是垂直討論於台灣女性在職場上所面臨的情況，在看似女權聲量偏高的台灣，事實上有許多透明天花板壓在頭頂上。
在 TWIGF 開始前，我先更新台灣女性在ICT產業的薪資狀況和了解台灣的女性因為結婚、生育而離職的數據。在薪資上，男性的薪資依然高於女性許多，這點不止在台灣，全球都有同樣的情況，但目前也只能呼籲企業主能調整到同工同酬，或是在這個階段裡，繼續提供女性和弱勢族群的保留名額。
今年在這場議程裡則有兩個比較有趣的議題，一個是不同世代對於教育兒童方式與觀念的改變，另一個是如何面對職場性騷擾。
在 TWIGF 開始前，我先更新台灣女性在ICT產業的薪資狀況和了解台灣的女性因為結婚、生育而離職的數據。在薪資上，男性的薪資依然高於女性許多，這點不止在台灣，全球都有同樣的情況，但目前也只能呼籲企業主能調整到同工同酬，或是在這個階段裡，繼續提供女性和弱勢族群的保留名額。
今年在這場議程裡則有兩個比較有趣的議題，一個是不同世代對於教育兒童方式與觀念的改變，另一個是如何面對職場性騷擾。
聽到與談人談到自己朋友對於兒子穿粉紅色、玩洋娃娃，抱持正面的態度，已經感受到隨著時間與世代的改變，年輕的父母們開始跳脫於兒子穿藍綠色系、褲裝且要有男子氣概，女兒要穿粉紅色、裙裝且要溫柔婉約的刻板印象。這是一個正面發展的現象，也表示著未來在教育上會將「男生讀理工科，女生讀文科」的刻板印象走向「所有人都能依自己的喜好選擇就讀科系」的未來，也會讓職場政策思維策略更具多樣化發展，不會只有單一的男性或女性視角。
另一位與談人則談到了自己在其他國家經歷過的「職場性騷擾」。她遇過異性同事以戲謔的口吻「讚美」身體部位，她感到不被尊重，也感到錯愕，一旁的同事提醒這樣的言論已涉及「職場性騷擾」，這位發言的同事竟說：「拜託，這是休息時間」我們聽到這樣的經驗也感到不平，這也表示在其他國家的某些人對於職場上對異性的尊重還是不當一回事。台灣依然還是有這樣的情況，不過我要中和一下，#MeToo 也發生在男性工作者的身上，在職場上也是有女性對男性有性騷擾的言行。「職場性騷擾」的判定標準在於尺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而這把尺的刻度標準也不見得相同，往往「職場性騷擾」的差別就在於「人帥(美)真好，人醜性騷擾」，只是因為我們的刻板印象裡，男性是強勢的、不會被女性霸凌和性騷擾的，所以相對於女性，這類男性又更為弱勢、更不敢發聲，而被騷擾的男性或女性卻常成為被檢討和要求的對象，這才是我覺得需要時間去改變的觀念，不論對方的性別是什麼，都不會構成善待和尊重對方的條件。
台灣的資通訊領域男性工作者對於強勢的女性一直架著一層透明天花板。由於女性意識的抬頭，他們對於強勢的女性敢怒不敢言，於是採不出聲，以靜默、不參與、不回應的策略來抵制女性發言，就如同區塊鏈領域總是把女性當花瓶一樣看待；另外像是分派不討好、冷門的議題、行政與連繫等公關工作給女性工作者、女性為了讓自己有較多的聲量或發話空間而聯合男性打壓女性...各種狀態都有，但事實上，撇開「性別」這個條件來看，都是職場常見的狀況，不是把不要做的工作都丟給女性，不然就是新人，通常還都是女性的新人。
我後來讀到一篇演員 Angelina Jolie 接受 ELLE 雜誌的採訪，文章的標題是：「ANGELINA JOLIE ON WHY THE WORLD NEEDS MORE WICKED WOMEN」，裡面有段話是這樣的：
“Wicked women” are just women who are tired of injustice and abuse. Women who refuse to follow rules and codes they don’t believe are best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ies.身為亞洲女性，知道傳統對於女性有太多的規範和期待，要能「出得廳堂、入得廚房、上得牙床」，只要不符合這些期待，就會被文人士大夫們用各種負面形象侮蔑，所以我還蠻認同她說的這兩句話，這個世界的壞女人還不夠多。
希望明年的 TechGirls 有更多人分享兩性平權及其他改善的狀況，或者由 LGBT 團體來提案討論與網路治理中性別議題有關的題目。
其他的熱門議題
在今年的 TWIGF 裡，其實有許多是目前國際網路治理論壇裡，熱門政策範圍議題，例如：人工智慧、物聯網、DNS 管理、晶片身份證 (在 APrIGF 2019 裡也談到了這樣的議題，人權團體也提出了多數人未曾想過的對難民權益的影響)。這些議題可以從地方、國家、區域、國際層級來探討，也會在不同的層級上看到不同參與者、團體對同一個議題的不同看法，在我參與的網路治理線上課程裡，因為會有其他國家的參與者，有些來自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我們會討論到例如 IPv6 布局時，非洲國家面臨的狀況或是參考資料來源的分享，大家也會遇到讓人不舒服的政治問題，多數時候也會發現，台灣對於網路治理議題研究的層面很廣泛，而且如 IPv6 快速成長的原因，也能作為其他國家推廣 IPv6 的參考。
去年有兩個區塊鏈議題，今年則沒有。我想一個原因在於台灣才辦過區塊鏈的大型會議，另一個原因則是區塊鏈的進入門檻太高，其專業術語也不會少於網路治理，加上還是有不少人對於區塊鏈應用發展抱持悲觀或嘲笑的心態，所以很難在不預設立場的條件下討論這件事。
我今年參與的另一個線上課程則是與區塊鏈相關，有許多案例可以參考，也不會只著眼於支付或是金融相關的應用，也不會單純到誤認區塊鏈應用會侵犯個人隱私或過度保有個人資料，而是大範圍的談論到未來的社會、福利、就業政策，也許明年還會有機會討論類似的議題，就看有沒有機會找到對相關議題有研究的利害關係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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