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人員在網路治理會議中的角色與任務
由於在討論斷網的議題時，主持人將參與者只分為三個群組：政府、業者、人權團體（NGO），就WSIS2005年的會議記錄裡，定義了網路治理的主要角色為：政府、私部門、公民社群（Civil Society），並在該文件中肯定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對網路治理政策的貢獻。一個學術研究單位、智庫在教育普及的國家中，對於網路政策與其政府、人民的貢獻與功能是什麼？當日現場的參與者都是擁有高等學位的知識份子，可能在大學教書或本身就是研究人員，他們選擇投入成立或是加入非政府組織，倡議各種維護網路使用自由、言論自由、反對內容審查與政府監控、兒少保護、兩性平權的各種人權議題，那麼，台灣的知識份子呢？
在午餐時間，曾經有一位參與者問我：「為什麼智庫單位要參與這樣的活動？」他也好奇台灣智庫單位提出的政策建議，有多少是真正貫徹有效執行的？面臨什麼樣的阻礙與抗拒？相較於有些部門偏好參考商業顧問公司的報告為政策建言佐證，那麼學術研究人員在這個領域或不同領域的實質貢獻會是什麼？在這些國際會議裡的角色是什麼？任務是什麼？這些耐人尋味的問題，先到此打住。
在網路治理的領域裡，相關的工作者都會談到，希望藉由討論讓大家對於目標能達成共識，並能夠進一步討論可以執行的方案。由於 FOC 屬於政府層級的聯盟，所以在討論的角度會傾向於較高層級的政策方向討論，因為聯盟中的各國政府都希望能夠為網路自由進一份心力。
FO年會並沒有網路轉播，也不開放網路參與，如同我在同一時間接到印度新德里的 NGO 邀請，前往討論人工智慧政策與人權的工作坊，當時我提議因為機票和住宿都無法個人負擔，可否藉由網路參與？對方提到可以協助分擔機票與住宿及申請會議簽證，但最後因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加上印度官方將台灣列入中國領土而中國疫情嚴重，若自香港轉機，可能有傳播疫情的風險，而拒絕發給簽證，便終止了會議邀約。
這次的很早就已確定會參與 FO年會，當時我們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不會蔓延的太誇張，同時在申請簽證及機票時，皆已闡明台灣與中國是兩個獨立的政治系統，所以在對方在協助申請會議簽證時就已經註明是台灣籍。
由於之前藉由網路視訊參與聯合國 IGF 時，曾被列為觀察員，最後又因政治壓力而被除名，加上這次的疫情，不論是政治因素或是公共衛生防疫，又或是環保、降低成本各方面考量下，網路會議的確能減少許多差旅成本、節省更多的交通時間，並且把心力集中在會議裡，在這段非常時期裡，也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現在已經確定有完成無症狀的帶原者，而每多一次的轉機、在機場裡各國人士的飛沫、公共廁所也可能成為傳播途徑，其實沒有比網路會議來得更安全的方式。
這也許是台灣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之一，當然有些國家或辦理人員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台灣劃入中國領土，也可能因為政治因素而無法實際與會，但在網路參與方式上是較難阻擋的。我曾在今年的 FO 年會問到，如果一個國家遭受到大量的網路攻擊，政府是否有機會以此進行斷網？現場的專家表示，斷網確實是侵害人權的行為，也是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政府不能以被網路攻擊為理由而採取斷網，也就是如果有網路參與的機會，就盡量參與。
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實際參與這些會議的角色與工作會是什麼？能為全球網路治理帶來什麼樣的益處？為之後年輕人進入相關領域、使用網路服務時，又有什麼樣的幫助？同時在交流的過程裡，許多國外的講者又很願意來到來台灣交流，而我又有什麼資源與機會可以協助他們來台灣？這些其實是我今年在與會時反省的問題。
2019 年時，自費去日本神戶參與 ICANN 會議，與聯合國 IGF 的秘書處有簡短的交談，他們其實很擔心台灣參與者在會議中不斷的宣稱台灣獨立或是抗議中國共產黨的打壓，對於秘書處來說反而是額外的負擔，而中共的政治壓力也是聯合國 IGF 秘書處最不願意處理的事。
那親身與會可以帶給其他與會人員什利益？帶回給台灣什麼利益？特別是在國際網路治理的領域裡，在前輩們的努力下，其實台灣參與者在與會時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但要如何為之後的年輕人提供更多的與會機會或是讓主辦單位、其他與會者能感受到台灣的與會也能為其帶來正面的回饋，可能是這一階段參與者們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留言
發佈留言
請勿匿名留言，待審核後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