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的容顏 YingChu Chen

今年許多國際事務並沒有因為 COVID-19 疫情而停擺，而是認真的去考慮「數位轉型」這件事，不再像以往只把數位轉型的重點放在傳統產業的資訊化或數位化，而是去思考如何透過網路來讓每一件事情維持正常的運作。例如許多國際會議，以往只有直播視訊，現在真正的改為線上舉辦，從 ICANN、APNIC、APrIGF、EuroDIG、聯合國 IGF、IETF等網路治理相關的會議全都改為線上舉辦外，聯合國的 eCommerce Week 也改為線上，各有優缺點，這日後再談。 昨天晚上參與了經濟發展合作組織 (OECD) 的線上研討會。台灣在這次的防疫上，在國際間擁有很好的聲譽，人民願意配合政府的規定載口罩，也落實隔離和配合政策，這都是其他國家文化裡少見的。 但接下來，以下的內容有點沉重，當然不是要談「數位發展部」，而是要談談從今年 4 月起，這些國際會議的內容已經不再談防疫，而是談「下一步要用科技做什麼？」來看台灣現在還卡在等著新部會幫他們規劃數位轉型，可能會是台灣政府最大的危機。

Photo by Adli Wahid on Unsplash 中午時間，我在查詢相關資料，回覆信件後，回頭問自己：「為什麼自己在查詢資料時，總是先從歐盟的資料著手？很多人會反應為什麼要查歐盟或 OECD 的資料而不先使用國內的資料？其他國家的研究資料不能用嗎？」 這幾年的心得是，在歐盟和 OECD 的報告裡會提供研究方法，公開告訴每個人，他們的數據來源、取得方法、怎麼推估、根據什麼政策框架，有什麼研究限制，這些公開的研究條件，都經得起外界審視和質疑，所以在檢查其合理性後，可以使用這些報告。 以區塊鏈技術運用在身分識別用途來說好了，在 GDPR 公布後，裡面的條件都規範了資料使用和流通的限制，對於喜歡不經告知就擅自挪用、交易的企業來說，使用資料的成本與門檻都提高許多，許多科技業者也質疑，在需要資料發展創新科技，如 AI 和區塊鏈，或是自主駕駛車輛，也需要大量的地理交通資訊，在 GDPR 這麼嚴謹的限制條件下，要如何發展新科技？

在 2017 年時，台灣政府相關部會就不斷用各種藉口，要將現行的卡式身分證更換為結合更多功能的數位身分識別證，例如：多卡合一可以讓民眾的皮夾薄一點、許多國家都換成數位身份證，所以也要換。台灣的人權團體不斷的提出疑慮，提醒民眾若是實施數位身分識別可能會面臨的風險，試圖喚醒民眾的警覺心。 吵吵鬧鬧至今，只要是反對數位身分證的人，就不會收到內政部或是其他相關活動的訊息，就如同當初資安法一樣，反對的人就讓他們不知道訊息一樣，甚至是在社群媒體上對提問也是封閉、選擇性的回答。 今天看了三篇文章： 台灣人權促進會 (台權會)： 晶片身分證：為誰造橋鋪路？  (2019/08/22) 中央社： 數位身分證明年10月換發 未來結合手機免攜卡  (2019/08/22) 中央社： 徐國勇：不換新身分證無罰則 恐無法投票  (2019/05/16) 看起來數位身份證是勢在必行了，但報導中的內容則讓我覺得這些都無法構成說服民眾 (我) 更換數位身分證的理由。

最近一直在想要用什麼案例來解釋這三個議題： 數據化思考 由下而上（Bottom-Up） 公開透明的流程 在 OECD 的 Digital Government toolkit 裡第一個原則就是「開放、透明和包容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ness）」。雖然在網路治理論壇裡看到許多執行的案例，但對不了解「網路治理」是什麼的網路使用者來說，可能還是很難讓這些人對這樣的議題點燃興趣。最近看到「總統盃社會創新黑客松」，有一百多隊報名，也公布了二十組入選名單，但很剛好的可以拿來作為這三個議題的案例。 數據化思考 同樣也是 Digital Government toolkit 中的第三個原則「在公部門裡創造資料優先的文化（Creation of a data-driven culture in the public sector）」 政府已逐漸將資料視為戰略性資產。 資通訊技術促使社會生產、儲存、處理和共享數據的能力呈指數性的增加。 使用資料可以支持在公部門的政策決定和服務設計與執行。 在公部門裡創造資料優先的文化。 同時 McKinsey 在2016年的「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through digitization 」中也提到了： 大數據可以利益於公部門中的國防、公共安全、健康和其他領域。 透明可以強化大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公民參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