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的容顏 YingChu Chen

當OpenAI將Deep Research先開放給 ChatGPT Pro 的使用者後，已經有一群使用者驚訝於它的產出，沒多久，OpenAI已 開放給付費的使用者 來使用 Deep Research功能，讓更多人都能受惠於這套功能帶來的方便。 當我在 ChatGPT 裡使用 Deep Research 讀完我幾年來處理的文件、寫的報告內容後，它依這些資料產出的速度相當快，除了可以搜尋網路文章外，也同時參考我所上傳的資料。因為已經讀過我整理過一次或經過多次編修的內容，所以產出成果也有一定的品質。 這樣的發展促使我思考「知識工作者」是否可能真的被取代？科技進步就是不斷的在縮短資訊落差，減少因為資訊落差造成的不平等，但仍有可能因為運用資本的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平等。 就現階段來說，使用者要讓生成式AI按提示語（Prompt）工作，取得高品質且符合需求的資料、辨識產出的成果是否存有虛構的內容，都需要依賴使用者本身對該領域的專業程度，才能寫出正確的提示語。在我今天的操作過程中，如果沒有先前累積的知識，可能也無法讓AI開始工作。 知識工作者在未來，存在的意義可能會像「翻譯」一樣，將客戶的需求「翻譯」為指令，限縮這些生成式AI在搜尋的範圍，提高產出的準確率及品質，減少內容的幻覺，，也像一個具基本能力的「編輯」，編修文章中的字句，更貼近「人類」的語言，或客戶需求的專業語言，而不是像機器一般的語言。 Deep Research 不僅縮短產出文章的時間，還沒有創作者在產出文章時的陣痛期，例如面對排山倒海的資料確不知從何處開始著手整合，又或是完全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資料，又該從哪裡開始。在對話的過程裡，生成式AI也會一起把範圍縮小，讓目標更明確，也是不錯的協助。

I borrowed the title of the forum this afternoon . Actually, I attended two webinars about AI today.  One forum focused on the debate about regulating AI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discussion was fruitful, as the panellist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about different AI regulations across various countries. Besides Taiwan, they discusse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S, Korea, and China. Korea, for instance, published their "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Trust" (AI Basic Act) at the end of 2024. However, before this,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good data governance through three essential act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Network Promotion Act, and the Credit Information Act. These laws, along with their MyData applications, built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strategies like the Data Dam, a centralized platform for securely collecting, storing, and processing large-scale data, which supports AI devel...

與往年一樣，在年底或年初分享自己過往一年的閱讀記錄。較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閱讀的媒介變多了。以往我把 Google Playbook定位在讀工作上的報告PDF，所以打開它的機會只有在讀報告的時候，但今年在平板上用 Google Playbook 上閱讀完 《巴別塔學院》 後，決定之後都使用電子閱讀器讀電子書。 目前所有的電子書閱讀器 除工作用的平板電腦被我拿來閱讀小說外，我原本就有一台MooInk、Kindle，今年多採購一台 Kobo 的Libra Colour，希望開啟彩色電子書的開始。買Kobo的電子閱讀器還有另一個原因，Kobo平台上可以購買英文電子書，有時我希望在車程上讀英文書或讀中文書時，不希望身上有太多電子產品，Kobo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所以我在 Kobo 上的第一本英文書是 《WEB 3》 。 所以這些工具的定位是： mooInk：單色，閱讀中文電子書。 Kobo Libra Colour：彩色，閱讀中英文電子書。 平板：用 Google Playbook 閱讀中英文PDF、電子書、電子雜誌，同時有 Readmoo與 Kobo APP。 Kindle：單色，英文電子書，目前已無法使用，但這是當時主管送給大家的禮物，每個人都有一台，開啟我英文電子書的使用經驗，也讓我在去Vanuatu的路上有書可讀。這台對我具紀念意義，所以留著。 但我現在沒有出國開會的機會，也很少去港澳，所以多在通勤時、剪髮時、休息時閱讀電子書。 在使用心得上，每次讀完平板都非常累，PDF的限制也無法在上面做太多記錄，電子書則受限於DRM，所以就算有劃線，也只留下空白。 Kobo的軟體整合做得最好，也可以購買中英文書籍，外出時也不用帶太多機器，如果有 Pocket 的帳號，還可以把網路上的文章存入Pocket，再用Kobo慢慢閱讀。Kobo同時也可以連結 Google Drive、Dropbox，讓使用者閱讀PDF文件，但我自己的感受是不佳，尤其是英文PDF的效果真的不好。另外，我很難把Kobo上的畫線分享出來，只能在自己的閱讀器上瀏覽，相較之下，mooInk 的分享機制做得很不錯。 在經過最近一次更新後，mooInk 的網路連線功能好很多，不像以前在休眠後就得重開機連網路。我現在還是會在 Readmoo 上買書，因為它的閱讀獎勵機制對喜歡閱讀的我是有吸引力的，只要點數足夠，就可以再兌...

大約在 2023年初，因為 ChatGPT 出現，在當時提供我非常大的幫助，雖然那時的 GPT 反應不快，精準度約 80%，但比靠自己有限的英文聽力與對法律文字的理解能力，它提供的協助比當時的 Google Translate 還多，雖然我還是得周末加班處理，別人連假出去玩，我只能在家裡翻譯錄音及重新撰寫文章，但隱約已有不安的感覺：「身為研究人員，依賴這些工具後，我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在工作裡，生成式 AI 協助我翻譯、校正文字、重組文句、擬問卷題目。當我撰寫好一篇內容後，它可以幫我檢查別字（我很容易有別字）、贅字，或是它會協助挑出一般人不易理解的字句，並提供建議，而我會參考它的建議，再調整文章內的字句。它相當於一個輔助的編輯，在我把文章交給編輯前，先調整文章內容，提高可讀性。有時我請它翻譯文章，裡面有我無法理解的句子或字詞，就會請它解釋到我能以白話理解、表達為止。 隨著使用它的頻率增加，我也去聽關於學術倫理與人工智慧的演講。台上的講者提到一位博士班學生一直寫不出論文，在無法延長修業年限的情況下，使用 ChatGPT「編」出一本乍看之下很真實的著作。當時的 GPT 沒有 4o 有多種功能，但正經八百的與人說瞎話的功能已經令人刮目相看。當這本論文到達指導教授的手上，有經驗的教授第一眼就看參考文獻，馬上被教授抓到破綻--參考文獻的中作者根本沒有出版那篇論文。當時已經有預防論文抄襲的判讀系統，避免學生抄襲，但也曾經因為對非英語母語寫作者的寫作方式而誤判的案例。教授給這位博士班學生一個機會重新撰寫他的畢業論文，但最後，這位博士生仍然無法產出論文，除浪費時間外，在學術倫理評價上也被留下污點。 因為這件事，我如果在撰寫文章時有使用 AI 工具輔助，我多會在文末註明，該篇文章是與哪一個 AI 合作產出，我也會讓主管與同事知道，我使用 AI 在工作文件中提供哪些協助，這已成為我個人的習慣。 隨著可以應用的工具愈來愈多，我也看到許多文章、報告裡都出現 AI 工具的痕跡，有時使用者以為其他人看不出來，但這些痕跡很明顯，如果作者能自我揭露，是一件很好的事。當然現在沒有任何規定、規範要求撰寫者這麼做，但聽同事說國外的期刊已經要求作者自我揭露，我想國內應該也會有相關的要求。 在台灣，政府也提供使用生成式AI的參考指引。台灣行政院在 2023 年 8 月底公布由國科會擬定的「 行政院及所屬機...

在 X （原 Twitter）這個曾經是自由言論的社群媒體上，因該平台最近改變隱私條款，以致於又興起一股使用者搬到其他社群平台上的浪潮，這是很熟悉的場景，從 Facebook 的言論管制，到 X 目前讓被封鎖的使用者自討沒趣的去看封鎖他的人的訊息。我開始在想，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搬遷潮裡，我學到什麼。 Google 曾經提供一個名為 Google Reader 的服務，使用者可以自訂資訊來源，將有提供 RSS 服務的網站或 Blog 資訊加入其中。當時，許多網站或 Blog 都提供 RSS 服務，讓使用者能方便更新資訊來源。然而，隨著社群平台的興起，越來越多使用者開始利用社群媒體的演算法來獲取資訊，Google 最終在 2013 年停止 Google Reader 的服務。這使得一些使用者選擇依賴社群平台提供的資訊，而另一些人則轉向其他類似的 RSS 閱讀服務，例如 Feedly。Google 停止 Google Reader 的一個好處是，其他類似的平台得以有機會生存，而不再由 Google 壟斷這類資訊來源的服務。 最近 Google 反對紐西蘭的新聞議價法案 （Fair Digital News Bargaining Bill），這件事的後續影響可能是 Google 會移除資料庫中紐西蘭新聞的來源。此外，Google 和 Meta 也因類似的法案移除過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新聞內容。 這代表網路使用者不應該再如以往般依賴搜尋引擎、社群平台取得資訊來源，而是開始建立及掌握自己的資訊來源，對於新聞媒體而言，應該著力於提供品質良好的新聞，讓使用者願意付費訂閱，而不是使整個新聞版面充斥廣告，依賴廣告收入，讓使用者無法取得要閱讀的資訊，也讓廣告服務平台掌控收入來源，而有些新聞網站的版面看起來更像是內容農場一樣。 我使用 Twitter 已超過十年，有很長一段時間迷失於Facebook此類社群平台上的互動，直到我感受到社群平台的公開性，使某些惡意的使用者會追蹤社群平台內容，造成隱私隱憂時，便決定不再使用 Facebook，也改變我使用社群平台的策略，讓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功能，也因為這樣，服務平台變動使用者服務條款或隱私權條款，對我並沒太大影響。 至於使用者們擔心 X 平台使用使用者內容訓練人工智慧，在講究著作權、智財權的年代，這乎是要發展人工智慧服務的平台會做的事。目前的平台使用者...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所著的《時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是以蘇聯體制時期的作曲家 蕭士塔高維契 （Dmitriy Dmitrievich Shostakovich）的視角，從自己出生時的命名、年輕時因為政治因素，過著每晚心驚膽顫的生活，到年老變成自己厭惡的樣子。書裡描寫了一個藝術家在創作時需要考量政治因素，因為這些作品需要經過審查，通過審查的作品才能公開表演。 我對20世紀的古典樂作曲者不熟悉，更不用說蘇聯體制時期的樂曲及音樂家的一生。這是一本值得現代未經歷過共產主義、戒嚴年代的年輕人閱讀的書籍，這本書講得不只是蕭士塔高維契或是共產主義國家對藝術發展的影響，而是講權力對藝術與人生的干預。從蕭士塔高維契出生時的命名，他的父親為他取了名字，卻被教會要求改名，到自己的情人、婚姻的對象、說話交往的對象，成為蘇聯對外宣傳的代表，「權力」都是影響他在政治上的聲譽或是創作的因素。 如果藝術家跟人類的靈魂無關，那藝術家還能做什麼？除非藝術家只想成為裝飾，或只是權貴的走狗。 我在大學最後一年修了一門課，課程中的幾個章節是簡介馬克思主義與其經濟理論，馬克司主義敘述與內容是一個看似理想化的經濟學。資本主義走到現在也許造成整個社會呈現兩極化，但不可否認資本主義提供激勵，提供誘因讓人參與經濟活動，成為生產要素。馬克思主義對於理想化、想改變世界，少經世事的學生是很迷人的，也能觸及勞動階級參與改革社會。 一位醫生曾與我聊到馬克思主義帶給社會的影響，醫生轉述一篇文章的內容，該篇文章的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試圖藉由知識分子帶領容易服從的勞動階層，發動革命以改革社會。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就是近代清楚明確的案例。毛澤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許多知識分子跟著他，操弄著相對知識缺乏的農民、勞動階層，與過度理想化的學生與青少年，發動革命反抗蔣介石，在1949年把中國國民黨趕到台灣來。但如果馬克思主義真的這麼好，那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曾經實施馬克思主義政權的人民們過得是什麼樣的生活--中國曾經歷過十分艱辛的時代，直到鄧小平在晚年的開放，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 書中談到蕭士塔高維契回憶自己的一生與生活的共產主義年代，作者以這段文字描述共產主義： 它給了你夢想，再給你夢魘，而它讓所有人--不論大人小孩都感到恐懼。 台灣的戒嚴時期就與書中描寫的狀態一致，由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台灣...

When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d that Google Search Engine violated the Sherman Act, the message made me think of the US lawsuit against Microsoft regarding the Internet Explorer case . It was a long process, and I just remembered the case result. How many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e case and the result? Then, I read some articles that support Google's perspective. Google said the company doesn't sell or charge for the search engine service, so the US DOJ's market definition and relevant market are improper. Enforcing antitrust laws in the digital age is a complex task. The authorities are aware that some traditional antitrust tool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hey need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ackle the unique challenges posed by digital issues. While some concepts remain the same, old-school theories and toolkits need to be updated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digital market. While Google may not charge for its search engine services, it does profit from ranking sea...